台灣文學與俄羅斯
台灣文學與俄羅斯
「台灣文人眼中的俄羅斯文學」圓桌論壇紀實
時 間： 2006年11月12日 上午 10:00～11:40
地 點： 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王榮文先生（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
與談人： 尉天驄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鄭清文先生（名作家）、李敏勇先生（名詩人）、吳福成先生（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暨副處長）
【編按】
俄羅斯文學作品對台灣作家的影響既深且廣，為讓民眾對「俄羅斯與台灣文學的關係」有進一步認識，國家台灣文學館、國立政治大學俄文系主辦的《俄羅斯文學的傳統與創新》學術研討會中，特舉辦「台灣文人眼中的俄羅斯文學」圓桌論壇，邀請知名學者與作家分享其俄羅斯文學經驗，並整理精華摘要以饗讀者。
王榮文：
今天座談主題是台灣文人眼中的俄國文學，相信與會的四位學者、作家，對俄羅斯文學在台灣，都有很多精采故事可說。
首先請李敏勇先生發言。李先生是一九四七年出生，高雄中學畢業，中興大學歷史系，後來進入廣告、建設公司從商，不過他最主要的身分是詩人。
李敏勇：
我想從兩個經驗說起。一九八○年代末期，我在一首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有關莫斯科印象的詩中，發現動人的詩行：「列寧的夢消失了，但是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我們對俄羅斯文學的了解，不管是帝俄時期、蘇聯時期到現在的俄羅斯時期，存在著列寧和普希金交雜的文化性，但比起政治，藝術要永恆得多。
另一次，是夜深時候，我在日本東京路邊麵攤吃拉麵，看到從琉球來的年輕麵攤老闆，讀起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二次大戰前，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的文化人、讀書界，對俄羅斯文學的接觸，相映了那樣的場景。
我在六○年代初讀高中時開始接觸俄國文學作品。我們知道，戰後的台灣與戰後中國，與蘇聯的關連是很不同的，台灣與美國的關係較親密，而中國則跟蘇聯密切互動。即便如此，台灣仍有機會讀到俄國文學，很多都是早期由中國上海生活書店翻印的譯本。我們讀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也讀社會主義理論。這些在某種不被鼓勵的氛圍下進行的閱讀，讓我們找到與美國文化不太一樣的文學文化風景。
其實，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也深受俄國文學影響，葉石濤常提到他們的經驗。不過二次大戰結束，台灣的「蘇俄」視野被政治限制，直到七○年代以後，隨著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引介，才陸續看到蕭洛霍夫跟巴斯特納克等作家的作品。
俄國文學有個特殊傳統，一方面是深刻、濃厚、充滿土地深度的北方大地性格，一方面又有歐洲文明影響帶出來的近代意義的氛圍，另外，還有帶動紅色革命的因素混雜其中。俄國文學所潛藏的深刻性，與現代商業浮華的表面性，提供了很不同的感情深度與厚度。
我自己是喜歡詩歌的人，後來開始透過英譯認識俄羅斯詩歌，先接觸了一九三○年代出生的「響派」詩人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的詩作《從慾望到慾望》，另外也接觸到沃茲涅先斯基（Andrey Voznesensky），自己也譯讀過他的《哥雅》，這兩個詩人雖然同屬一派，卻有很不同的風格。後來接觸了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引發我對俄羅斯詩歌更進一步認識的意願。布羅茨基在蘇俄時代被以「寄生蟲」之名起訴，被放逐西伯利亞，後來被救援，流亡美國，一九八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更廣為人知。他除了代表俄國詩歌的傳統，又有自己獨特的個性。蘇聯解體後，有人問他要不要回祖國，他說：「對我來說，我那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後來他葬在威尼斯。
由於布羅茨基常在文章中提喜愛阿赫馬托娃（Anna Akhmatova)）跟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我也因此回頭看她們的詩，她們詩中的抒情性與政治性交織的風格，對我的創作也深有啟發。
我自己是台灣戰後出生，由於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與中國大陸是迥然不同的國家條件，對俄羅斯的接觸與理解也很不同，不過台灣對俄羅斯文學有興趣的人，應該對俄羅斯的歷史與現實有更深入的接觸，才不會有所偏頗。台灣對當代俄羅斯文學的了解還是很少，這已經不只是政治因素造成的，更因為商業因素的影響。
王榮文：
李敏勇先生代表的是戰後三年級文學愛好者，說出如何在美國的影響下找尋另外的路。
接著我們請鄭清文先生發言。鄭先生除了寫作小說，也從事翻譯（日譯中），曾經為志文出版社翻譯普希金《永恆的戀人》。
鄭清文：
我是個作家，不是研究者，所以想以我從俄國文學得到的養分說起。
我接觸俄羅斯文學大概是從一九五一年高職畢業以後。戰後初期，重慶南路的書店，擺滿了近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像魯迅《阿Q正傳》，那時我還不懂文學，等我想讀的時候，那些書都變成了禁書，消失在書架上了。俄羅斯文學也是禁書，政府官員不想犯錯，不管誰寫的內容是什麼一律禁。
我第一本讀到的俄羅斯作品是《俄羅斯三人集》，日本新潮社世界文學全集的一本，是在中華路舊書攤買下的，戰後日本人留下不少這類的書籍。這本書裡包括了果戈里、契訶夫跟高爾基的作品，我最喜歡的是契訶夫。
契訶夫影響我較明顯的是〈峽谷〉，影響我的不是內容，而是意象。峽谷四周圍繞著山，沒有出口，這是台灣早期的境況。過去台灣曾經是個沒有出口的地方，四周是海，卻不能自由近海；三分之二是山，也不能自由入山，得有入山證。一九五九我寫了短篇〈簸箕谷〉，一九六五年我的第一本書也叫《簸箕谷》，另一篇作品叫〈吊橋〉，也有山谷的意象，我曾看過工人在山谷上架橋，橋是通往外界的途徑。
高職畢業後，我一邊在銀行工作，一邊想考大學。隔壁有個鄰居，也在準備考試，他從學校借來一些英文簡易讀本，那是用兩千字英文重寫世界名著，我因此讀到托爾斯泰的民間故事，其中有兩篇印象特別深，一是〈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講一個人出門買土地，約定日出前出發，日落後折返原點，行走範圍就是他的土地。這個人因為貪心，多走了，結果累死，得到的只是埋葬他的那塊土地。另一篇我忘記題目，講小孩子打架，大人也參加，後來小孩子和好了，大人卻還一直打下去。我寫過一篇童話〈荔枝樹〉，就是從這裡得到提示。
大一時我在衡陽路買到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英文本，定價五十塊，當時一學期註冊費也才八十塊，可能因為是禁書，吸引力特別大，我用了一年的時間，邊查字典邊讀完。之後我買到英譯本《戰爭與和平》，這本書架構大，情節條理清楚緊密，人物描寫很突出，我很感動。
我後來也陸續買到《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鍾理和曾提到不喜歡杜思妥也夫斯基，我似乎可以了解，這是處理善與惡的問題，惡不能寫嗎？善惡要如何搭配？後來我讀了紀德論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文章提到，「托爾斯泰是一座高山，杜思妥也夫斯基是一座更高的山，不過得在更遠的地方才看得到」。我因此了解惡也是文學的重要主題。
至於屠格涅夫的重要作品，我只讀過日譯本的《處女地》。我也喜歡他的《獵人日記》，喜歡他對自然的描寫。我讀俄國作家作品總能感到泥土味，我喜歡書的味道，加上泥土味，更滿足。
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在銀行工作，讀到日本經濟新聞翻譯索忍尼辛〈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作者用冷靜客觀的筆觸，描寫監獄裡的一天；〈姨太太生活的一天〉的題目是模仿它的。蘇聯時代的作品，在台灣可以讀到的，大概只有《齊瓦哥醫生》跟索忍尼辛的作品。我還讀過巴別爾（Isaak Babel）《紅色騎兵隊》，我不太了解猶太人跟哥薩克的對立關係，不過殺鵝的情景我看到了，因此寫了〈雞〉，寫母親跟女兒的對立。
我曾譯過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是根據日文譯本參照英文譯本譯出的，據說普希金的精華在語言，我不懂俄文，我的譯文一定有很多不足之處。記得普希金有句詩說：「在雲深處，有不以死為懼的人」。普希金是近代俄國文學的開創者，有幾位與其同時的作家，因政治死於非命，俄羅斯文學之可貴、可敬，正因為她有不以死為懼的文學。
王榮文：
我們從小說家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受到閱讀的影響，這是很珍貴的史料。
接著請二年級生的尉天驄教授。尉天驄大三就創辦《筆匯》，發掘了台灣許多重要小說家，如陳映真、黃春明，對台灣文學貢獻很大。
尉天驄：
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俄羅斯文化就一直與中國息息相關，不管是文學或思想，都深受影響。
民國未成立前，當時年輕的革命組織，一支是到日本，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很多革命先烈也都在日本求學，學習新思想；另一支則到了法國，他們創辦了《巴黎新世紀》雜誌，介紹的大部分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其中的兩大思想代表，一個是巴枯寧，一個是克魯泡特金，他們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去年過世的中國作家巴金，他的筆名就是從這兩個人來的。不只筆名，他也翻譯了俄國的文學，思想與寫作技巧也都深受俄國影響。無政府主義有個觀念，如果對付不了了，就進行暗殺，所以這主義看似和平，實則恐怖。巴金第一部小說叫《滅亡》，講一個人去刺殺軍閥，失手之後，頭被割下來，掛在電線杆上滴血，就是很無政府主義的人生觀。
五四之後，中國人對白色帝國主義絕望，同時，俄國革命成功，於是開始以俄為師，陸軍官校的前身黃埔軍校就是俄國人拿錢辦的，這是國共合作時期發生的事。國共分裂之後，俄國思想整個進入中國。中國新文學最重要的刊物是《新青年》，當時發表最重要的一篇作品是魯迅的〈狂人日記〉，魯迅被尊稱為中國的高爾基，顯示他受到俄國的影響。果戈里也有一部小說，寫俄國人愚昧無知沒有思想，魯迅將它翻譯出來，叫《死魂靈》。這部小說可說促成魯迅〈阿Q正傳〉的出現。
到了三○年代，新文學可說是按照俄國的步驟往前走。政治大學東語系第一任系主任孟十還先生，是最早翻譯俄國文學的人，魯迅死時，他是抬棺的人之一。中共成立政權後，魯迅身邊圍繞著很多人，他們翻譯的作品，不是我們熟悉的帝俄時期作家，而是革命後的作家，這些作家歌誦革命、理想，最有名的一本書是《鋼鐵是如何煉成的》。不過這些作品，如今已乏人問津了。
三○年代以後，左翼浪潮熱烈，直到毛澤東延安時期談話，提出的寫作理論，無不顯示中國文壇受到俄國全面的影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翻譯帝俄時期作家的作品，另外左翼作家聯盟召開大會，推派魯迅作為領袖，這批上海作家受到延安指揮，而延安則受莫斯科指揮，說穿了，中共文學是俄國文學的複製品。
不贊成革命的俄國作家，紛紛出亡，這些流亡作家，有的到了歐洲，尤其巴黎，他們辦雜誌，信東正教，寫的書對俄國文化傳統做了沉痛深刻的檢討，其中最重要的是別爾加耶夫；另外，留在國內的巴斯特納克和索辛尼津蘇人都對俄國的革命文學嚴加批判；梅尼爾科夫斯基最重要的兩部小說，《諸神的滅亡》、《諸神的復活》，以達文西為中心，宣揚文藝復興時代偉大的、人文的、宗教的、覺醒的思想。透過這些沉痛的反省，我們等於讀到世界近代史。
王榮文：
李我們最後請四年級生吳福成發言，他是政大東語系畢業的，當過記者，到莫斯科大學留學過，曾經替遠景諾貝爾文學獎叢書編過蕭洛霍夫的代表作《靜靜的頓河》，這是他諸多工作中跟我相關的一項
吳福成：
三十年前我在讀大學的時候，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反共抗俄，所以很難取得俄羅斯文學資料。我的俄羅斯文學資料有三個來源，第一個是東語系主任孟十還先生，他是三○年代中國文壇大將，經由私下的接觸，我從孟老師那裡知道了舊俄寫實主義作家果戈里的小說《死魂靈》。這部小說描寫在封建的沙皇統治下，死掉的農奴還可以變成幽靈人口被地主們來販賣賺錢，其實跟當時台灣社會所謂的「人頭」交易情形相類似。後來又讀了果戈里的戲劇《欽差大臣》，對當時俄羅斯的官僚體系的拍馬迎逢、造假牟利現象極盡諷刺，這又讓我聯想到當時在台灣放映的一部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從而發現俄羅斯的寫實文學，跟台灣現實若合符節。
第二個是王兆徽老師，他是東北哈爾濱人，東北曾受俄羅斯、日本統治，也因此王老師不但有豐富的俄羅斯文學體驗，也學到了一口流利的俄語和日語。我因為主修俄語，又略懂日文，所以我與王老師之間透過日文版的俄羅斯文學譯作，間接理解了俄羅斯文學的面貌。剛剛鄭老師提到日文版《俄羅斯三人集》，也是我認識果戈里、契訶夫、高爾基三位舊俄作家的管道。高爾基是左派工人階級的大作家，他對俄羅斯大革命前沙皇腐敗專制政權的描寫，對年輕時代的我衝擊很大。而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充滿著憂鬱悲觀無奈，身為醫生，他用解剖刀一般的筆，將當時的俄羅斯社會問題剖解得如此細膩，讓人覺得憂鬱無望。其中，我最喜歡他的一個短篇〈愛睏〉，內容描寫一個十三歲小女生，因貧困出身，被迫到人家家裡當保母，日以繼夜辛苦忙碌，總是無法有空檔好好睡一覺。她實在太睏了，可是她要照顧的娃娃卻整夜啼哭不停，最後她找到ㄧ個可以讓自己躺下來睡一覺的方法，就是將娃娃捏死。之後，一切恢復平靜，她終於可以安然入睡了。這篇作品中的道德衝突，對我的人生觀起了很大的挑戰。
第三，因為我是學俄語的，為了蒐集資料，常去台北市的牯嶺街、中華路的舊書攤，像書蟲一樣翻翻找找看看，找到的多半是三○年代在中國翻譯的舊俄作品。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敏感氣氛下，想買下那些書又害怕警總「老大哥」眼睛盯著你，不買回去好好讀他一下又覺得可惜。總是在歷經一番掙扎後，大半都勇敢地買下，當然也因此偶爾會被「老大哥」請去喝咖啡聊聊。另外，我也要感謝尉老師，當時我從他那裡也看到不少俄羅斯文學。
在這裡，我願意勾勒一下這次來台展出的三位俄羅斯巨匠的重點。先講普希金，他除了詩作優美，情人眾多，還會歌誦自由。俄羅斯當時發生了「十二月黨人」之亂，普希金的很多朋友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亞礦坑勞改，他則寫了一首歌誦自由的詩《獻給了十二月黨人》，呼籲被關被勞改的朋友持劍起義，衝破牢獄，奔向自由。普希金也是沙皇時期對抗歐洲式文學流風的要角，他以最貼近俄羅斯人民生活的語言寫出重要作品，因此被後人尊為俄羅斯文學的開山祖。他同時還是俄羅斯民主的奠基者，分外值得尊敬。
接著，談談托爾斯泰。他的成名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因為都屬於大河小說，真正看完的人恐怕不多。對我來說，最欣賞他的《復活》，描寫一個貴族的懺悔歷程。在當時，托爾斯泰出身貴族階級，卻能自我反省、懺悔，並且跟人民說抱歉，進而以文學來表達他的道德和思想，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舊俄作家。我們理解的托爾斯泰面貌，其實有兩面，一個是受人擁戴的文學藝術的一面，另一個是他晚年無政府主義、福音書思想、為人民說話的一面。我始終認為，我們不但要欣賞托爾斯泰的文學性，也要深入他的思想性。
最後要談的是蕭洛霍夫。我與蕭洛霍夫結緣，是當年遠景出版社為了呈現諾貝爾文學獎全貌，選定蕭洛霍夫四巨冊的《靜靜的頓河》，可是礙於資金與出版時間緊迫，為了便宜行事，經由出版社老闆沈登恩的香港友人取得大陸譯本，再由我遊說王兆徽老師掛名編審，並參酌日文譯本對內容作修潤，更重要的是，將當時國民黨政府可能覺得敏感、礙眼的字眼剔除，才得以順利出版。事實上，台灣作家之所以推崇蕭洛霍夫，主要還是因為他描寫的四百年來長期被外國人統治的哥薩克命運，跟台灣四百年歷史頗有相似之處。
除了上述幾位舊俄作家，其實，我個人對屠格涅夫更有興趣。因為屠格涅夫所寫的六本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煙》和《處女地》，通稱為「六部曲」，塑造了一些俄羅斯「無用人」典型人物，也充分反映了俄羅斯大革命前，也就是十九世紀中期俄羅斯社會思潮的轉變軌跡，「六部曲」一脈相承，非常精采。
以上是我早年的俄羅斯文學經驗。1995年到1997年我有機會遠赴莫斯科學習，那段期間我與俄羅斯文學有著更貼近的接觸。可惜的是，自我從俄羅斯回台後，就投身國際經濟組織、區域整合的研究工作，每天接觸的都是外交經濟事務，迄今可謂不看俄羅斯文學久矣。今天能有機會應邀在這裡分享我的俄羅斯文學經驗，對我那早已褪色的文學靈魂之衝擊不可說不大，也許，今天的對話會再度重燃已深埋我心底的那奄奄一息之俄羅斯文學火種。
王榮文：謝謝四位的分享，由於時間有限，就請四位與談人各以一分鐘作結語。
吳福成：
綜合我至今的生命經驗與閱讀經驗，我最深的感受是，文學作品一定要能反映現實，也一定要能感動人、推進人民的生活；如果不能如此，那種文學就是僵化的、死掉的，也很難永續存在。
鄭清文：
台灣文學有幾個特點，一是寫實，二是鄉土，三是反抗，四是歷史。從這四點來看，都可以看到台灣文學受俄國文學影響。
尉天驄：
杜思妥也夫斯基談到普希金時說，「普希金之偉大，在於他有很高的智慧，很高的能力，對每件事情都看得很深，在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物中，能看出深奧的東西。當前知識界有個很大的毛病，就是失根，失掉了根基，自以為凌駕在民眾之上，從來沒有跟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痛苦結合在一起，以致游離於現實之上。」我把這段話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李敏勇：
一九八○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米沃許流亡到美國，他說布羅茨基「是個很好的詩人，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一個。」這可說是對俄羅斯文學最大的讚美。英國哲學家以撒‧柏林在接受訪談時，訪問者問他，「布羅茨基曾經說，有些問題哲學家也許不能回答，但詩人可以。你同意嗎？」以撒‧柏林說他同意。以此勉勵俄文系的同學，能多介紹俄羅斯文學，也對雙方的交流提供更多貢獻